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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能解诚信危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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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由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等单位主办的山东社科论坛——儒学与当代诚信体系建设学术研讨会在曲阜师范大学举行。来自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同济大学、山东大学等13个省市的高校、党校、社科研究机构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儒家诚信理论研究、儒家诚信思想的当代价值和当代诚信体系建设进行了讨论交流。我们现在面临的诚信危机，其实有着更加深层次的原因。 “礼崩乐坏”的时代？ 2001年高考的全国卷命题作文的题目是《诚信》，似乎一瞬间，诚信问题开始被国人经常挂在嘴边。随后的毒奶粉、瘦肉精到近期的徐玉玉被骗死亡，都与当下国内诚信建设的现状紧密联系在一起。随着通信手段和方式进步、多样化，越来越多的有关不诚信的新闻、信息进入到人们的生活中，怀疑一切已经成为许多人对待事物的常态。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王学典教授甚至用“礼崩乐坏”形容如今的国内诚信状况。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眼下的这种状态，专家学者们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有人提出，在古典时代，中国人同样面临着诚信的问题，但是其严重程度似乎并不如当下，特别是在和平时期，诚信问题不该造成如此广泛的影响。对此菏泽学院教师教育系副主任、讲师陆保良表示，与宗教化非常深的西方相比，中国人的信任不是建立在信仰共同体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血缘共同体的基础之上，即建立亲戚或者亲戚式的个人关系，社会组织建立在以血缘关系维系的家庭之上。具体来说，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就是建立这种亲戚式的关系，而以袍哥、洪门之类的封建会道门为代表，就是这种靠血缘式的关系建立的社会组织，内部人对组织之外的人缺乏信任，因而就会产生各种“春典”，也就是江湖黑话。“在当前中国，基于人身的特殊信任依然十分盛行，找熟人、托关系、走后门依然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习惯做法。”陆保良说。 即便是古典时代的血缘共同体的信任，在如今也很难保证。表面上来看，是计划生育政策及城镇化导致的家族人数减少、家庭被打散，但更深层次的，是由近代以来的社会政治所决定的。以明朝举例来说，人们从一出生就被规定了户籍身份，被要求一辈子不得离开自己的家乡，这对于帝国来说方便管理，但是对于百姓来说，就形成了一个个小的血缘式的共同体，在这之中，人们的信任度是很高的。反过来，这种高度认同、信任的小社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帝国的权力，使得朝廷政令不能够直接达到每个个体。例如中央政府禁止土地兼并，但是地方上的豪强可以买通当地官府，并胁迫本地农民将土地实质上卖给自己。久而久之，地主就成为一方“土皇帝”。 但是在进入近代以来，为应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指导下，通过大规模正式制度的引入，现代民族国家在短时期内构建起来，即李泽厚概括的“救亡压倒了启蒙”。“中国的现代化不是内生的社会发展过程，制度建设往往依靠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强烈干预，甚至用政治关系取代社会关系。由此，形成了‘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 如此一来，人们长久建立起的信任关系被打破，想要重新建立良好的信任体系需要一个相当长的磨合期。但可惜的是，最近几十年，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与变化此起彼伏，信任的建立总是在不断反复，这给予人们极大的不信任感，最严重时，甚至连父母子女之间都互不信任。 诚信缺失不是“现代社会” 如今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各种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已经应用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许多人认为，中国现在已经是现代国家了。对此，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副院长干春松教授表示，目前的中国并非现代国家，他说：“现代国家首先是一个陌生人社会，而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是有几个标准的。”这几个标准即情感中立社会、义务专一、规范具有普遍性、地位自致及利益的个人化。这其中，当下中国还是属于情感社会，靠人情办事不仅让很多国人觉得麻烦，更让老外觉得不适应； 至于规范的普遍性则更加明显，许多权力部门、个人，可以凌驾于具体的法律规定之上，变得不受约束；而所谓的地位自致，是与地位先赋相对应的，即每个人可以通过奋斗实现自己的梦想，但现实是，许多地位已经被垄断，所谓官二代、富二代即是集中体现。 不仅现代国家的硬性标准没有达到，干春松表示，中国和韩国、意大利一样，同属于低信任度国家。“信任是经济生活最基本的准则，如果大家互不信任，那么交易成本就会增加。但问题是，我们现在每个人都被迫离开了熟人社会，每天都和陌生人打交道，需要彼此信任。”干春松说。 无论提出什么样的概念，只要社会继续发展，人们就必须彼此合作，社会信任，也就是诚信必须建立。对此，干春松表示，以西方社会为例，社会信任的建立应该拥有制度保障和宗教传统习俗的力量共同运用。“在中国，宗教传统习俗具体来说就是文化的力量，需要从儒家体系中去寻找。”干春松说。 “诚信思想早在儒家出现之前就已经出现，《尚书·尧典》中就提到了。孔子继续把它拿来，列入儒家的价值体系中。而近百年来，随着社会的剧烈变动，许多传统道德都被尘封，但诚信依然活跃在人们的口头和思想中，证明诚信是文明的核心，是亘古不变的。”山东省政协原副主席、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王志民说。 但在辽宁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林建华看来，儒家的诚信思想是空泛性的，因为其前提是人必须是高尚的——只有道德教诲，缺乏刚性束缚。 “儒家说到底是一种自律，完全依靠这种道德来实现社会的诚信很难。”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赵法生说，“西方诚信好，因为其基础是基督教。儒家不是神魔，因此想要诚信，必须由体制配合才行。” 诚信危机即规则危机 王学典认为，中国是全世界享有盛誉的礼仪之邦，如今沦落成如此的不讲诚信非常令人心痛。他表示，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大的社会转型期，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一次就是当下。“我们现在和春秋战国时一样，社会处在大的转变过程中，旧的秩序已经破坏，新的秩序尚未建立，所有人都找不到自己的定位，全民普遍性地产生焦虑。”王学典说。 但是社会转变一定就会产生这样的诚信危机吗？王学典表示，我们正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而中国传统社会是自上而下的等级授权制，也就是官员层层向上级效忠，而不是对百姓负责。“但现代社会是忠诚于规则，比如忠诚于宪法及各项法律规章制度，最近政府正在推广向宪法宣誓效忠的仪式，这就是讲诚信的一种表现方式。”王学典说。 那么当下的诚信危机到底发源于何处？王学典认为，诚信危机就是规则危机，具体来说就是当下的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法律法规形同虚设——不是没有，而是相当完备，但就是常常不被遵守。 “我小时候最大的痛苦和记忆就是饥饿，那种感觉至今忘不了。”已到耳顺之年的王学典说，“最近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走完了西方国家用了两三百年才走完的道路，是世界历史上惊人的工业化进程，带来了物质上的极大丰富。但是从诚信角度看，这些年的高速发展是靠突破、牺牲规则来进行的。”王学典表示，改革开放之初，各种“钻空子”被有意无意地鼓励着，甚至钻意识形态的空子都被放任，有些空子最终“钻”成了新的规则。 “我们的制度很完备，但是弹性很大，因此对于不讲规则、权限大的人来说，就有了创造历史的可能，而这在西方是不可想象的。”王学典说，正因为有弹性，就让制度的约束失去了意义。 因此，王学典认为，与其全民做诚信教育，不如重建规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