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黑名单”这样的职业道德信用警示体系的建立，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职业道德的建立，更需要职工与企业的自律意识与更为完善、规范的顶层设计和源头维护，“黑名单”不是治愈职业道德“失忆症”的特效药，但却不失为一味好药引。

    据《劳动报》报道，国际医药巨头葛兰素史克和赛诺菲相继在华曝出“贿赂门”、陕西富平妇幼保健院医生涉嫌卖婴……在一则则令人咋舌的涉医案件曝光后，中国医师协会日前表示，将正式启动执业医师定期考核工作，因医德医风问题未通过考核的医生将被列入“黑名单”。类似“黑名单”这样的职业道德信用警示体系的建立，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职业道德的建立，更需要职工与企业的自律意识与更为完善、规范的顶层设计和源头维护，“黑名单”不是治愈职业道德“失忆症”的特效药，但却不失为一味好药引。

　　值得期待

　　“黑名单”威慑力倒逼行业净化

　　作为一种依靠信息透明而建立起来的警示机制，“黑名单”制度近年来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而作为社会征信体系的一部分，“黑名单”具有的威慑与警示效果对于职业道德建设的正面作用值得肯定和期待。

　　监督警示效果不容忽视

　　在今年的全市单位缴存住房公积金情况执法检查中，“黑名单”制度首次被引入，不为职工足额、按时交纳住房公积金的企业被“曝光”；而上海银行从业人员“黑名单”早在去年便实现了联网；在日前上海整治地铁逃票过程中，地铁逃票行为也将被列入个人征信黑名单中。抛开医德黑名单不说，其实黑名单制度早已渗透进了各行各业之中，无论对于从业者还是企事业单位来说，黑名单都具有同样的监督警示效果。

　　在旅行社工作的Nina十分支持类似医德黑名单这样的机制建设，在她看来，职业道德、信用意识的缺失是目前社会发展的一个现实问题，“部分行业的部分从业者，为了利益违反职业操守和道德底线，哪怕是只出现一次，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管和惩戒，让他侥幸逃脱了，那么就有可能发生第二次、第三次。类似黑名单这样的警示机制，把这些不遵守行业规范和职业道德的从业者或者企业曝光出来，能够让大众具有甄别、选择的能力，更能倒逼良好执业规范的形成。”

　　“曝光”促进诚信体系建立

　　针对自己从事的旅游业，Nina也觉得引入类似“黑名单”的警示体系也未尝不可，“导游的服务态度、职业操守问题也经常被曝光，受到外界质疑，比如网上黑代理很多，报价也很便宜，不少消费者无法辨别真伪，容易买到假机票，我觉得确实有整治、监督的必要。”Nina告诉记者，自己旅行社也遭遇过这样的情况。“曾经因为一个地接旅行社的导游强逼客人购物招致客人不满。这个行为在我们这里是大忌，公司从此不再与那家地接旅行社合作。其实很多时候，大家的业务都是一环扣一环，树立好的口碑真的不容易，千万不能因为一个人的行为而破坏企业乃至行业的整个形象，这对行业的其他从业者也是另一种保护。”

　　“黑名单的警示、威慑作用，让当事人望而却步，让旁观者引以为鉴。”在银行工作的何鸣雪也认为黑名单制度应及早建立和完善，“某些关键行业的黑名单制度不仅要有，而且还要严格执行，对于情节严重的违规者更要永远禁止从业。”何鸣雪认为，像医生、教师这些行业，都是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关键行业，同时也是对职业道德和个人素养要求应该更高的行业，对于这些行业加强监督监管，有利于行业整体水平的提升，更有利于社会诚信体系的建立和道德水平的上升。

　　“在社会中人与人的接触绝大部分都和职业行为有关，职业道德不过关，那整个社会的诚信体系就更加无从谈起了。”何鸣雪说在银行里有着监控系统，任何问题都逃不过大家的眼睛，而黑名单制度可以成为整个社会监控系统中的一环。

　　“治标治本”还需组合拳出击

　　“黑名单”通过曝光一批不受职业道德、不遵职业规范的个人与企业，使其在从业过程中受到约束甚至丧失从业资格来达到净化作用，但在采访中，不少职工与管理者认为，“黑名单”的正面作用固然值得期待，但是类似黑名单的监督警示机制依然“治标不治本”，更需要建立完整的后续追责机制、需要更加严格的行业准入机制，也需要劳动者与用工单位都将职业道德建设作为从业必不可少的关键步骤来加以重视与提高。

　　“黑名单”不是终点而是起点

　　“医师黑名单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具体操作还有待商榷。”媒体人何先生提出，黑名单对于从业者遵守职业操守、规范职业道德有一定警示作用，然而若没有后续的惩罚体系共同参与，部分从业者依然会存有侥幸心理，黑名单也容易成为一纸空文。“黑名单由谁发布？法律监管层面是否能跟进？进入黑名单之后，对从业者的限制有多大？禁业时间多久？是否还有翻盘的机会？如果真的希望黑名单起到实际作用，就应该有相关配套准则进行细化，纳入第三方考核机制，接受权威公证，这样才能避免因为利益问题，从而衍生出另一种不公平。”

　　此外，何先生还提出，规范职业道德，不仅需要黑名单，更应该从源头抓起。“这一问题，不仅从业者自身加强建设，企业也有责任做好工作。在从业者入职时，理应能提高相关门槛，制定一系列职业道德的考核标准，并加强职业培训教育。黑名单让我们看到了提升职业道德水平和社会诚信水平的希望，但是黑名单是起点而不是终点，有更多配套工作和源头工作需要各方加以完善。”

　　劳资双方都应担起德育责任

　　上海焦化有限公司的工会副主席何凤萍也有着类似的意见：“单位也不能把用工简单化，在用工的同时还肩负着教育和引导的责任。”何凤萍说公司的管理其实是技巧性和原则性的结合，在公司中规范化管理非常重要，而规章制度的制定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好的规章制度不仅能将职工往好的方向上带，更能激发出职工的创造性和主动性。”

　　何凤萍说规章制度里首先要做到奖罚分明，黑名单只是简单地一罚了事，而且一棍子打死，对于绝大部分职工并不适用，“激励和惩罚机制都应分级分类，在提高可操作性的同时也可以进一步激励职工。”同时何凤萍还说，在规章制度里还应加入针对职工学习教育的内容，“职业道德首先从个人体现出来，这要求职工必须加强自身的德育学习。但另一方面，在实际工作中，职工是处于一个生产工作的大环境中的，用人单位必须肩负起自己的教育职责，要对职工的能力发展负责，对思想发展负责。” 

  专业视点

　　职业道德建设应从顶层设计着手

　　上海大学社会学教师胡申生

　　医师协会想要通过建立黑名单制度来改善医德医风，虽然出发点很好，但是囿于权威性和评判标准的问题，想要破解还存在着一定的难度。真正的解决之道应该从顶层设计着手，从源头上制定出更加符合职业道德建设的考核和晋升的法律法规和制度。

　　有一句话叫“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虽然不是很贴切，但也能充分说明顶层设计的重要性。现在学术界里在批判学术形式主义，许多教师把发表论文看得比教学质量还重要，面对论文的转化率低下的窘境依然我行我素，这其实就是考核机制出了问题，而现在医院在强调晋升向一线倾斜，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正面例子。

　　顶层设计一方面要强化法律法规的制定，为职业道德优秀的职工提供奖励和晋升通道，鼓励更多职工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进入良性循环，另一方面在社会上也要加强呼吁，让大家形成遵守职业道德高尚，违背职业道德可耻的认识。

　　完善后续配套制度才能扫清操作障碍

　　劳动法专家陆敬波

　　行业的监督要以法律为准绳，“黑名单”制度本质上是限制已被入单者的择业权。由于其意义所在，因此就需要在制订“黑名单”的同时，具备明确的录入标准、充分的法律依据、合格的执行主体、合理的使用范围以及有效的纠错和救济途径等。只有相关的配套制度的完善和明确，才能扫除“黑名单”在实际操作上的障碍，避免产生法律纠纷，更保持“黑名单”的公正性与权威性。在法律层面上得以保障，“黑名单”的约束力也能大大增强，对相关从业者的职业道德规范起到实质性作用。

　　同时也要注意，黑名单的发布关乎个人的隐私问题。这与其合理的使用范围有关，究竟是对外公布即广而告之，还是在有限的必要的范围内发布，如仅限于限制其就业的医疗机构的相关部门内使用。我认为当然是后者，否则即涉嫌侵权，侵犯隐私权。

　　因此在运用黑名单的过程中，既要发挥好其警示威慑作用，又要避免与现行法律法规相抵触，防止滥用乱用。

　　他山之石

　　国外如何促进职业道德建设

　　美国：197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政府道德法》，该法是一部关于规范政府官员职业道德的法律。通过立法来促进相关行业职业道德建设也是欧美国家普遍采用的方法，比如英国的《荣誉法典》、德国的《德国民法典》等。

　　英国/瑞典：在这两个国家都建有行政伦理道德代价补偿机制，通过在用人机制上赏善罚恶，即对那些道德模范者，给予重用和提拔；对那些品行不端，道德不良者，决不能提拔重用，形成用人机制的道德赏罚导向。

　　新加坡：作为政府廉洁度居于世界前列的国家，新加坡十分注重从业者，特别是政府人员职业道德的建设，该国目前实行的公务员公积金制度，若公务员在任职期间出现诚信问题，其公积金将被上缴国库。

　　日本：在日本的理工科大学中，普遍开设了科学技术伦理教育课，其核心便是要求学生就业后“必须要努力做到没有损害公共安全、环境安全和其他公益的事情”。